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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:随父亲程潜参加毛主席生日宴(程熙)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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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7-29 13:25:59 |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6-7-30 08:16 编辑

    程熙是女十二中1956届初中校友,是中央文史馆馆员、国画家,第九、十届全国政协委员。7月15日《世纪》杂志2016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程 熙口述   吴睿娜撰稿的文章随父亲程潜参加毛主席生日宴》,文章真实感人,并附有多张珍贵的老照片。征得她本人的同意,特转载在心愿论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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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程熙学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,后潜心拜名师学画,虽未从事专门的绘画工作,但她精于工笔,又擅写意,在花卉、山水画等方面造诣甚高。她已将一本中国书店出版的《程熙画集》和为母校150周年校庆而作的山水画托杨春正、张荣琴两位学姐转交给校庆办公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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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熙画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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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集第一页第一幅《写生盆花》上有叶剑英的题词:岁寒犹有傲霜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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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程熙为150周年校庆题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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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杨春正和张荣琴2014年去程熙家取画时合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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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 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程熙为140年校庆所绘画的兰花

    潘其华老师曾是她们的班主任,下面是2007年4月聚会时初三4班同学和潘老师的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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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小资料(摘自百度):

    程潜(1882.3.31~1968.4.5),字颂云,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,清末秀才,同盟会会员,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,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。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、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,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。


    武昌首义后,参加阳夏战役。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、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等职。解放战争后期,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湖南省省长。


    1968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。


    程熙在兄妹中排行第七,中央文史馆馆员、国画家



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随父亲程潜参加毛主席生日宴


原创 2016-07-15 世纪特稿 [url=]世纪杂志[/url]

程  熙/口述   吴睿娜/撰稿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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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纪》杂志2016年第4期封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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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1949年9月19日,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。前排右二李明扬、右三程潜、右五张元济、右六陈明仁,后排右三李明颢、右四程星龄


       我的父亲程潜和毛主席是老乡,私交一直很好,在1945年秋重庆谈判时,毛主席还曾专门到家里和父亲深谈,并在许多方面有了共识。当时父亲就向毛主席透露,内战是不可避免的,让主席赶快撤离。1949年建国后,父亲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湖南省省长等职。


      主席一直尊称我父亲为“老上司”。武昌起义爆发后,毛泽东决定弃笔从戎,于是他成了湖南新军的一名普通士兵。当时,我父亲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、军事厅长。毛主席曾说:“枪上肩、枪放下、瞄准、射击等那几下子,还是从程颂公(程潜)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。我当时还拜访过你,还记得吗?”我父亲说:“当然记得。”


      毛主席是不主张贺寿的,但他每年会请好友到中南海吃顿饭。他61岁到70岁之间的几次生日,父亲都带我参加了,吃饭的还有主席的家人,王海容和她的爷爷王季范。自60年代开始,章士钊、章含之也参加了。


       每次主席的生日宴,也是我聆听他想法的好机会。他的很多思想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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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和程潜交谈



同游十三陵,主席叫我小康熙


      1954年的一个周六,我父亲来北京开会。他告诉我,明天主席要去十三陵,带我一起去。我听了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。


      第二天,父亲带我到了主席住的四合院,在中南海的颐年堂。当时的场景就像电影演的一样,几个长沙发摆在屋里,我们就坐在那儿等。我的心跳得像个小兔子,慌慌的。海容和她的爷爷王季范也坐在那儿。


      一会儿,主席来了,他笑嘻嘻地和每个人握手。走到我面前时,他笑眯眯地低下头问:“叫什么?”我当时紧张地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父亲在一旁说:“他叫程熙。”主席问:“哪个xi?”父亲说:“康熙的熙。”主席说:“小康熙皇帝。哈哈,就叫小康熙吧!”以后主席见我,从来不叫我名字,就叫“小康熙”。


      主席很热情地握了我的手。这时,我又从心里感到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伟大形象,而是慈祥、诙谐、平易近人的长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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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1954年4月,毛泽东和程潜(右二)、程星龄(右一)、王季范(左一)在北京十三陵合影




      主席歇了一会儿就开始抽烟了。他是烟不离手的。“有你们在我就有烟。”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包烟装到了兜里。后来我才知道,对主席的抽烟是有限制的,每天有一定的量。抽完烟,他起身说:“我们走吧。”我们就各坐各的车,开赴十三陵。


       我特别关注主席的一举一动。到了十三陵,主席拿了一根大竹竿当拐棍,而我父亲和王季范都是拿着手杖。主席拿着棍子幽默地说:“我们向明成祖讨饭来了。”


       等我们走到陵道上,毛主席低下头对我说:“小康熙,你去给明成祖鞠个躬,代表我啊!”我就跑过去到明成祖的墓前鞠了一个躬。


      毛主席对明成祖还是很敬重的。他评价朱棣在皇帝中算是有魄力的,是朱棣把首都迁到了北京,派郑和下西洋,并编写了《永乐大典》。


      中午我们就在那儿野餐。工作人员把几个八仙桌拼成一个大桌子,又弄了些藤椅板凳。大家就围成一桌吃。在座的小辈儿里,一共有五个孩子,李敏、李讷、海容、我和叶子龙的女儿,叶子龙的女儿比我还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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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上世纪50年代初,王海容(后排站立者)、李讷(前排左一)、叶子龙女儿(前排左二)、李敏(前排右一)游十三陵




      主席对我们几个说:“你们不要像地主啊,还要人夹菜。你们自己吃,想吃什么夹什么。”其实吃的也一般,按现在的标准就是食堂饭。


      这次出游,有一件事情我记在了心里。那就是主席和我父亲讲到了抗美援朝。由于当时国家一穷二白,百废待兴,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仗。毛主席说:“抗美援朝是有人不同意的,程老你呢?”我父亲说:“我支持你啊。”


      毛主席就讲:“有时候,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为什么要抗美援朝?唇亡齿寒啊!美国人有什么,我以前常说美国人是纸老虎,纸老虎就要用真老虎来打。我是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了。我就不信打不垮他们!美国也没什么可怕的!他们有武器军备,而我们有精神,全国人民团结一心,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”


      我和主席一共出游过两次,还有一次是去官厅水库。每次他都拿根竹棍。



从念师范到学画画,主席的话影响我一生


      我初中毕业那年(1956年),主席在他的生日宴上谈到了教育问题,而他说的话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
       主席说,他曾当过小学教师。一个人带三个班,分别是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。给一年级上课的时候,剩下两个年级的休息或上自习,给三年级上课,另外两个年级上自习。


      我听着觉得不可思议,一个老师怎么可能教这么多班。主席说:“农村的很多地方,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师教好几个年级。要想把教育搞好,首先要培养师资。”他就问:“你们谁愿意念师范啊?”我立刻就举手说,“我愿意!”


      就这样,我念了幼师中的普师班,念了第三师范学校,后又转到第二师范。但在实习课的时候,我讲课,学生在底下闹。下课了学生打吐沫架,我去劝架,结果吐得我一身。我发现自己实在不是当教师的料。无奈,我给父亲写了封信。说我从小就喜欢剪纸、画画,我还是画画吧。父亲回信说,那你就易学吧。


     那时,我每周日都会去总政文工团的傅钟将军家看电影。当他得知我想学画,就拉着我找到了画家黄胄,黄胄又把我介绍给了北京画院的崔子范院长。正好北京画院有个中央美院的毕业进修班,我就进了这个班学画。我被分到胡絜青、王雪涛、马晋等花卉组。王雪涛后来的学生很多,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金默如、刘继瑛馆员都是他的学生。


      有一次花卉组开会,山水组的一个党员画家颜地老师也在。他看了我的气质,又拿起我的画看了许久说:“很多女画家都画花卉,你不要画花卉了,画山水吧。要拿出六年时间好好学,你一定能成。”从此,我就跟着颜地学画。


      但这是一个艰难的事,画好山水要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过去的女孩子是很难做到的,吃不了苦是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山水画家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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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熙(中)、王海容(左),李讷游十三陵


      颜地给我布置的作业很多,也独具风格。他要求我学习毛主席的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,背《论语》,读韩文、柳文、唐诗、宋词。


      毛主席也曾对我说过:“你要画画,散文是要读的。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,韩愈的《师说》,都很有逻辑性,文章写得很好。”主席还特别推崇鲁迅的文学作品,他认为鲁迅把国人的特点研究得非常深刻,真正写出了国民性。


      我喜欢画画的过程,那是一种精神的享受。艺术需要积淀。我从画院借来了许多书籍,俄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那些名家的小说我也都读了。


      后来,我又有幸拜唐云、李可染等画家为师。李可染非常喜欢我,但他起初并不想收我这个女徒弟。他指着楼下的一棵树说:“那儿有棵树,你去画吧。”和我一起画树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,结果刘少奇的女儿不见人影,我从早上8点一直画到11点,画好后拿给他看,他挺感动的。对我说,作画就是要能坚持,几个钟头坐下来看你坐不坐得住。其实做任何事都是很辛苦的,要有毅力坚持才能出成绩。


      唐云先生又带我拜山水画家赖少其先生为师。正好赖老要上黄山写生,我就跟他上山了。他裁了16张纸给我,我就老老实实地画了16张画。等我画完拿给赖老看,他感动了。下山的时候,我发烧了,头滚烫滚烫的,赖老给我讲了他的经历,我才知道他的不容易。


      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,让我受益匪浅。他们都对我说,作画千万不能被名和利所累,这样才能有成就。我觉得这话是对的。所以,我虽然学了画,但我没有拿画画当职业。



父亲和章士钊先生为主席祝寿



       1963年12月26日,是毛主席70寿辰。常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那年年初,父亲就与同乡章士钊先生一起商议,想为毛主席祝寿。但主席有规定不许给他祝寿,如何既不违反这一规定,又能表达祝寿的心愿呢?再三商榷,父亲决定写一组七律,给主席一个惊喜。


      在他专心写诗的日子里,我每天都会看到他逐字逐句斟酌,反复推敲、吟诵和修改,当他反复吟诵时,我才得知诗原来是可以这样来吟唱的。1963年夏,父亲终于完成了12首七律组诗的创作,这绝对是父亲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。


      8月底,父亲就开始用隶书体书写这12首诗。看似容易的书写,对父亲来说却极为不易,因为1939年3月7日他曾在西安中过日本人的毒气弹,当时他被活埋在长安行营的地下防空指挥所中,虽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,但终因大脑神经受损害,患上了“帕金森综合征”,拿筷子、拿笔,手都会颤抖。父亲以极大的毅力克服手抖,完成了书写,最后选出三份他比较满意的作品。


      手稿送到北京荣宝斋装裱成三本册页,其中一本用中国红金丝缠花云纹图案锦缎面料,极为亮丽喜庆,另外两本则用的是普通锦缎。每本册页都有章士钊先生亲笔书写并加盖印章的题“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”。父亲在诗后签署的日期是:一九六三年国庆日造,署名:程潜,并加盖了自己最中意的印章。那年他整81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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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7月,毛泽东和早年相识的师长、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


      主席70大寿那天,他特意摆了两桌家宴,除了亲人,只邀请了三位湖南同乡,其中有父亲、章士钊和毛主席的表兄王季范及叶恭绰先生。小辈里有章含之、王海容和我参加。我则准备了花卉剪纸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主席。


     那天的家宴办得十分丰盛,桌子上摆满了湖南家乡菜。毛主席那天十分高兴,特意叫厨师为我父亲加了豆豉炒辣椒和熏鱼,这是他平日最喜欢吃的两样菜。席间,不擅喝酒的父亲也频频举杯,祝主席健康长寿。


      饭后主席还提出要单独和父亲、章老拍照留念。



风雨前夜,最后一次参加主席的生日宴



      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则是1965年主席的生日宴。


       当天因为江青要和彭真谈一个有关戏剧的问题,去北京市委还没回来,大家就在主席的客厅里一面聊天一面等她。以前的生日聚会,江青很少参加,我都觉得很放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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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,毛泽东邀请程潜到中南海参观,亲自为他划船



      记得那天主席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问题,他对父亲说,你们来了我很高兴,现在能交谈的朋友越来越少啦!谈了一会儿又对父亲说:“颂公,你要辞去湖南省长的请求,中央几个人讨论过了,觉得在湖南只有你的威望还镇得住,你还要继续干,哪怕挂个名也可以。”


      那天周世钊也去了,他是主席原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,他说起同是师范的一个同学现在生活困难。我父亲就提出可以每个月给他补贴(毛主席曾亲自特批了每月5万斤大米,作为父亲的特别费,以应酬旧部,由他随时支用)。主席就说:“不用你,我来,我有稿费,反正我也不用。”


      主席还问起了我学画的事,说齐白石、徐悲鸿的画很好,要我好好学习。他对我们几个孩子说,你们读过林觉民的遗书没有?我佩服林觉民,他为理想牺牲了。说到这里,他又扭过头对父亲等人说,现在真正学马列的干部不多,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,拿鞭子赶他们下乡,他们都不去。当时全国正在开展“四清”和“社教”运动,我猜主席可能指的是这件事。


      后来话题转到了章士钊写的《柳文指要》上面,两个人谈了许多学术问题,我基本上听不懂。我看到桌上放着约有一尺多高的、用毛笔写的《柳文指要》原稿,是主席看完了准备还给章士钊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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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50年代程潜和女儿程熙合影



      这时江青进来了。她一进门,跟大家打了招呼,又对主席说,彭真问你生日好。随后她坐下来听大家谈话,还拿了个垫子,说是腰痛。


       江青看到了《柳文指要》,指着说:“要批判的啊!”此时章士钊就很不安了。主席说:“盖棺而定。”章老才平静下来了。江青又咄咄逼人地说:“该批判的就要批判,不仅你的东西要批判,吴晗的《朱元璋传》也要批判!”


       我傻呵呵地坐在那儿,听着江青说“这个要批判、那个要批判”,就觉得味儿不对了。


      这次家宴是两个圆桌,客人一桌,工作人员一桌,两桌相隔不远。菜很清淡,有笋,有青菜,没有红烧肉,但有炸乳鸽和烤鸭。我挨着江青坐,江青说她不吃炸乳鸽,就把鸽子夹到我碗里。我就吃了,挺香的。吃饭的时候,主席突然讲了一个故事,他说,诸葛亮和司马懿交兵,司马懿刺探军情主要是了解诸葛亮的饭量大小。当听到探子回报说“吃的不多了”,司马懿大喜过望,他知道诸葛亮的日子不多了。


      主席突然在这个场合说了这么个故事,我就感觉不太对。他其实是说给另外那桌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听的。后来我才知道,主席那时已开始琢磨,怎么开始“文化大革命”。那时候,江青那一帮子写文章,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和谐了。打这以后,我父亲要再见主席就难了。


     吃完饭,快要离开时,父亲希望主席少抽点烟,改成抽雪茄也好。主席回答说,我抽烟有限制,可不抽烟不能思考问题呀。


     那天主席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院门外。汽车开动时,我看到主席目送着汽车,又挥了挥手。


      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主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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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口述者程熙女士在画室



     (口述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撰稿者为国务院参事室《国是咨询》编辑部主任;本文由《国是咨询》编辑部供稿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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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7-29 17:07:27 |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  程熙校友真有福气。她能够多次感受伟人的风度和气质,多次聆听主席的亲切教导,这是多么难得的福气啊!        祝愿程熙校友,身体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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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7-30 08:19:40 |显示全部楼层
    杨春正、杨春元姐妹又补充了几张照片。另外,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关于程熙学姐的介绍,因文章超过2000字,准备另文发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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